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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年来，中国的能源问题日趋严峻，表现为：气候变化对能源的结构和效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；地缘政治影响着能源的供给与输送；国际油价高位运行；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%，直接威胁能源安全；煤炭虽较为充裕，但局部地区的供需矛盾仍然存在，电煤告急的现象时有发生，环境污染和开采风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；“天然气荒”在多个省市悄然出现；尽管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已受到高度重视，但对于将哪一类作为发展重点，各方却莫衷一是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十多年前，中国的能源还可以自给自足，甚至有一部分出口。那时，哈萨克斯坦曾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石油合作，遗憾的是，中方表示不感兴趣，错失了大好时机。从1993年起，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，中国的能源消费开始大幅增加，转而成为石油净进口国；到如今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。在短短的十几年里，中国的能源形势急转直下，能源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。预计未来10年，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。

　　这种状况引发“中国能源”的论调，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。痛定思痛，中国之所以会处于这样一种尴尬而被动的境地，缘于在以往缺乏对能源及其相关问题的前瞻性研究，没有在能源危机到来之前发出预警，因此也就没有尽早地采取适当的应对举措。

　　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，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一张牌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着力点，是环境保护的主攻方向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因此必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，从国家的层面专门组织力量进行预测和研究。

　　在历史上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历过三次石油危机之后，对于能源问题都有着切肤之痛。1973年，第一次石油危机触发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，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下降了4.7%，欧洲下降了2.5%，日本下降了7%；1978年，石油危机再次爆发，西方经济全面衰退；1990年爆发的第三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。尽管由于种种原因，石油危机可能无法避免，但如果能够提前准确预测到形势的变化，还是可以趋利避害，尽量减少经济损失。

　　如今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已分别形成了成熟的国家能源预测预警机制。美国成立能源部，下设的科学办公室管理着每年48亿美元的基础科学预算以及其国家实验室网络，用于对能源相关领域的研究；下设的能源信息署，是美国能源数据及其分析预测的主要信息来源，通过发布周、月、年度报告，进行全面的指导，其中信息预测涵盖各种能源类型，短期预测的时间范围在6~8个季度，中期预测可延伸到未来20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能源部发布的预测报告能够对市场形成明显的影响，如2008年12月9日，由于美国能源部预计世界原油需求将出现负增长，国际油价应声下落，纽约市场油价下跌近４%。

　　欧洲的能源预测开展得也比较深入，能源研究主要是在欧盟能源与交通总司的支持下进行，通过“研究、技术开发及示范框架计划”进行科研部署、超前研究，它是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共同参与的中期重大科技计划。欧盟统计局为在统一的统计体系下从成员国搜集整理信息，为各国提供数据信息服务。并建立了欧洲统计系统，随时更新能源统计信息，以90天的石油储备为警戒线，向欧盟各国发出警示，并定期出版各种能源资料。近年来，欧盟凸显了对能源发展的重视程度，2010年2月17日欧盟委员会决定成立能源总局和气候行动总局，以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。

　　日本本国能源匮乏，所以更加重视能源的预测和研究，通商产业省（2001年改为经济产业省）下设资源能源厅。日本政府定期发布“长期能源供需预测报告”。此外，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对日本能源预测的贡献很大，它从日本经济整体角度针对能源领域开展研究活动，以此促进日本能源供应和消费行业的发展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很多国际组织都有自己的科研团队，进行能源预测研究。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，国际能源署就开始能源分析预测工作，成立了相关的统计分析和预测预警部门，开发了目前被全世界广泛采用的MARKAL模型等分析工具，每年出版《世界能源展望》、《世界能源技术展望》，它还以短期计量经济统计分析模型为基础，定期出版《能源统计报告》、《世界能源价格与税收》、《石油市场分析报告》等研究报告。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建立了强大的世界能源统计体系，针对世界范围内的石油资源、石油勘探开发、石油消费等石油信息建立了完善的统计分析平台，定期发布市场报告和统计公报等资料。

　　跨国石油公司、大型咨询公司也对能源预测高度关注。例如，英国BP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、天然气和石化集团公司之一，也定期发布自己的研究报告，在国际社会具有很高的影响力。美国兰德公司作为美国最大、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战略思想库之一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，在2000年曾发表《中国对能源安全的追求》，该报告指出，到2020年，中国大约60%的石油以及至少30%的天然气都必须依赖进口，并且认为石油进口是个可能被外国利用来影响中国的战略弱点。

　　相形之下，中国目前的能源预测机构尚无法与这些发达国家、国际组织和跨国石油公司相媲美，国内的决策者、学者和研究人员大多参照或采用国外的数据。然而，不得不指出的是，国外的研究数据并不见得是完全客观公正的，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利益集团服务，这就有可能会误导我国的能源决策和科学研究。例如，据英国《卫报》2009年11月9日报道，国际能源署两位官员宣称，国际能源署公布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数据有误，在美国影响下国际能源署故意对石油面临短缺的问题视而不见，并夸大找到新油田的几率，意在避免引发恐慌。长此以往，如果中国不建立强大的能源预测机构，形成完善的预测、预警、预案系统，将受到国外的误导，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。

　　有人可能会提出，影响能源发展的因素有很多，现在的很多预测都不准。如2008年7月，当国际油价冲击147美元/桶时，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地预测“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/桶”，几个月后35美元/桶的新价位令人大跌眼镜。既然如此，也就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，做此无用功。但是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只有提前分析、判断，得出预测结果，才能有备无患，在危机到来之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。中国如果现在加强研究，就有学习、试错和提高的机会；但是，如果裹足不前，就只能永远受制于国外，被竞争对手摆布。

　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有很多大学、科研机构开展能源研究，各种类型的预测和研究报告层出不穷，但总体来看，缺乏国家战略层面的深入研究。1983年，国家科委、国家计委、国家经贸委联合组织了全国性的技术政策论证工作，各有关部门和专业领域的领导和专家2000多人参与了这项工作，发布了13项中国技术政策，其中第一项就是中国能源技术政策。当时对能源领域的技术进行了预测和研究，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判断，现在看来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。但是后来这种做法并没有持续下来进而形成一种机制。

　　结合国内外的情况来看，中国必须着力加强能源预测研究，使能源预测建立在系统、科学的基础上。首先，必须具有国际视野。中国的能源发展必须放在全球能源的总体架构之下，能源预测必须密切关注国际关系的变化，关注地缘政治动态和能源的进出口贸易。此外，发达国家、国际组织、跨国石油公司之间都在加强能源信息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，形成数据交换机制，定期召开讨论会，共同进行模型开发，中国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融入进去，取长补短，提高自身能力。

　　其次，必须要结合现实国情。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中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，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大，而国内目前已有的能源储备相对不足，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高效、准确、全面的能源分析预测系统，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；二是中国已提出了量化的减排目标，即到2020年，争取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，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%左右，这个目标对中国的能源发展提出了量化的要求；三是“调结构、转方式”已成为中国刻不容缓的一项任务，产业发展依赖能源大量消耗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能源预测涉及经济发展、政治博弈、国际贸易、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，涉及国内国际众多的利益团体，是一件庞大的系统工程，必须由国家作为主体出面，得出权威性的研究成果，用于指导能源发展。唯有强化本国的能源预测能力，中国才能通过运用有效的数据和胜于雄辩的事实对“中国能源”予以回击，并对现代化建设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提供决策参考。